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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商学院许成钢教授:用谁的钱搞创新,这事很重要

2016年09月28日15:37     智库商学院     阅读量:

本文系许成钢教授在2016年9月12日由《比较》、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主办的“知识产权与创新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用谁的钱搞创新,这事很重要。

  是自己的钱,还是别人委托的钱,还是用政府的钱,三个不同来源,涉及了不同的激励机制。当大规模强力推动技术创新时,往往会有大量骗钱的假项目。

  创新从来不单纯是技术的创新,创新非常重要的成分是制度创新。中国改革前30年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其中最大的部分是制度。所谓制度创新,核心是废弃过去约束的制度。从国际角度讲,没有什么新;但从中国自身看,非常新、非常大胆、非常冒险。这些东西不做,所有其他事情做不出来。

  如果看全世界的情况,对于哪些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非常重大作用?发达国家。因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从投入角度,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土地投入等等,资源配置达到相当的程度,经济学上叫均衡状态,换句话说是优化组合。在此条件下,再向前走靠的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需要非常高的成本、风险,一定需要制度的基本条件。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术。

  这实际是跨分支的经济学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早在二三十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就已经讨论过,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发达的经济?原因很简单,不发达都是因为制度,除非那些地方永远有严重的自然灾害,永远有严重的疾病。从发展中国家变成发达国家,一定先是制度上的创新,所谓创新与国际做比较,其实没有什么新,就是想办法把束缚自身的那些东西抛掉,这就很困难。

  如果忽视这些基本条件,大规模以强制方式推行技术创新,会面对巨大风险,制造出巨大风险。比如,我个人经历过的,1958年亩产万斤,其中也有所谓科学,钱学森先生发表过很多篇东西,率领团队以科学方法论证为什么每亩生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的。由类似性质的科学才推动了当时的创新。

  但是后来有严重的后果。道理非常清楚,强制推行技术创新而不管条件,忽略创新中非常基本的一个问题:创新一定要面对激励机制问题。

  创新时,如果讲经济现象,社会现象,而不是个人喜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创新者为什么创新,动力是什么?

  有的人是为了好奇,有的人是为了名利,有的人是为了科学,有的人是为了商业。有的偏好与投资者利益一致,但是,多数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并不一致,但是这些人是需要别人投资的,投资者为什么向这些人投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要作决定的。

  第二,谁能创新。

  可能有一万人,十万人,甚至一百万人都说自己创新,在他们中间谁能创新?谁真的想创新?怎么选择?比如,任何官僚体制都有一个简单的办法,看学历,看学位,看过去的成就。历史上并没有简单规则可循,爱迪生没有学历,乔布斯学历很差,马云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也没有成就,等等。如果选人方式是按照通常官僚体制的方式,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可能被淘汰了。

  第三,谁愿意出钱,出谁的钱,赔了怎么办?

  是自己的钱,还是别人委托的钱,还是用政府的钱,三个不同来源,涉及了不同的激励机制。

  当大规模强力推动技术创新时,会有大量骗钱的假项目,夸张的、掩饰的等等,有主动干坏事的,有被动干坏事的,有原本是干好事后来变成干坏事的等等,干坏事的人可以很多,这就是为什么让人担忧。

  我们一直在用这个词,制度。制度是干什么的?制度就是用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的。选什么人、选什么项目,朝什么方向发展,出多少钱,怎么出,等等,都是制度决定的。

  有法治秩序下的市场,市场能够解决其中绝大多数问题,直接就解决了,政府作用是辅助性的。

  换句话说,即便是有法治,如果不用市场手段解决,法治政府想要解决这些,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这就涉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举几个例子,讨论不同活动下技术创新的不同结果。科尔内教授2003年出版一本著作,把近百年全世界87个有革命性的发明全部列出来,然后统计哪个国家什么公司发明的。其中,只有一项是在苏联产生,而这一百年正好是苏联从生到死的过程,超级大国苏联只产生一项,与军事有关,就是人造橡胶。剩下全部都是从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产生,而在发达的市场经济里产生的,超过85%都产生在美国。在美国,如果看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性创新,绝大多数产生于风险资本资助的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那些巨无霸的大企业都是中小企业演变而来,是在他们产生革命性结果之后变成的大企业。这是第一个基本事实。

  第二个基本事实是欧盟国家。几十年了,欧盟国家看到美国的风险资本在推动创新上,推动经济增长上有这么重要的作用。于是,欧盟国家就设立政府主导的风险资本,试图用此方式模仿美国的风险资本,但是,非常不成功。

  第三类例子苏联东欧集团。苏联东欧集团从来就极其重视创新,根据马克思主义,先进的生产制度和先进的生产力一定是在一起的。苏联和东欧集团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花费在研发上的费用占GDP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远远高过市场经济中占比最高的国家,但是他们没有能力缩小在核心领域里和世界前沿的差距。这是很大程度上逼迫他们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因,但是改革一直无效,直到整个体系崩溃。

  我有一个自己的感想,把它总结为“技术创新制度的排序”。基本排序是,第一是最好,第二是其次,第三是差,第四是最差。相对应,

  • 第三是计划经济;
  • 第四是群众运动。

  英法体系是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以金融市场为中心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市场资本的基础,英法体系靠的是金融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四个市场交互竞争整体解决激励机制。最后,重要的就是市场上的优胜劣汰。要强调的是法治,法治是整个体系的基础,最基本的核心就是司法独立。

  第二个是欧陆法系支持的以银行为中心的市场制度,其中包括日本、韩国等。在这一体系下,技术创新是以大企业研发部门为主力,由大企业内部解决投资研发项目相关的激励机制问题。在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情况下,不是没有金融市场,但金融市场很弱,比如在德国,金融市场对大型企业没有压力。该体系是由知识产权市场、产品市场、人力市场之间的竞争解决整体激励机制问题,形成优胜劣汰。

  政府在协调方面发挥很大作用的时候,取决于讨论的是什么技术,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在追赶阶段,比如德国,很早就提到后发优势,即追赶,追赶过程中政府作用是有帮助的。而且,在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一类科技研发方面,政府协调也是有优势的。但是,当他们走在最前沿的时候,面对新兴产业革命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个清楚的情况就是这个体制有重大的缺陷。

  举一个例子,日本的通产省从1982年开始协调全国所有巨大企业,当时日本生产半导体存储器方面已经世界领先,美国人担心日本是不是有一天会在整个计算机方面超过美国,甚至整体超过美国,当时有一本知名著作叫《日本第一》,在中国也很流行。日本政府以为搞第五代计算机就一定能全面超过美国,以通产省为主,纠集大企业、大学用通产省的规划来指导,最后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日本从1990年代以来一蹶不振,讲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多离奇古怪的原因,我现在谈的是基本面。当经济基本面有重大问题的时候,举国之力,虽然是市场经济,虽然是法治社会,有能力举全国之力朝着某个方向,也很难超越。他输给谁?输给的不是美国,而是市场。

  第三,自上而下的计划方式创新。计划方式的创新,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追赶阶段,或者是对于可以预测、可以规划的一类科技研发,这一体制可以做,有些时候甚至有优势。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包括中国、苏联,在宇航、核领域等可以走得很快。因为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举国体制,即便美国也是一样,因为需要巨大的资源,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来说,是相当可以预料的。

  但是,当涉及技术创新整体时,官僚体制没有办法有效解决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前面已经提到苏欧集团的问题,甚至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失败。规划式、政策式创新,政府主导推动的创新,以及所谓创新基金一类扶持,都可以归到计划半计划模式。这些制度无法解决创新中的基本激励机制问题。

  最后一个就是搞运动。中国改革以来,非常行之有效的一个重要的、起了正面作用的机制,地区竞争,地区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运动。地区竞争过去发挥了很好作用,那时竞争的是GDP增长速度,GDP与科研不一样,是市场活动的总体统计。所以,当竞争的是市场活动的总体统计时,会有很多缺陷。比如,忽略环境问题,忽略不平等问题,忽略维稳问题,等等。但是不会太过偏颇,至少GDP涨了。

  当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目标的时候,要警惕,政府机构之间的竞争会有非常强的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作用,激励机制一旦落到单向指标,就会严重扭曲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行为,使社会上产生大量的欺骗作假,有意的、无意的。

  最后总结一下,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制度改革,这是全面创新的基本条件。全面创新包含技术创新,不顾制度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以行政方式、政府主导方式,强推技术创新,不但有巨大风险,而且会制造风险,可能把风险制造得很大。制度创造的核心是改革和建造市场制度、法治制度、政府制度。

  • 来源|长江商学院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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