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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MBA姚洋:小农经济过时了吗?

2017年03月20日17:49     智库商学院     阅读量:

  新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锁定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核心之一是在降低农业的生产强度。这一政策方向是对的,降低农业耕作强度,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实现自我修复,尤其是中国北方水源缺乏,对土地的污染非常严重。为实现这一目标,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出路在于农业规模化、农民组织化,小农经济已然过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前中国仍有超过2亿户“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

  小农经济在中国始于南宋,这跟北宋灭亡、人口大量南迁有直接关系。北宋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带有明显的农奴制特征。从《水浒传》玉麒麟卢俊义的家世就可看出,他家资丰厚,是名副其实的大地主,他的私人军队实际上都是他的庄户。这些庄户本质上属农奴,只不过相对欧洲农奴人身更为自由。北宋灭亡之后,人口南迁,人多地少,土地压力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中国最早的小农经济。可见,小农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中国经济史著名学者李伯重认为,直到清代,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清代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在这个时期,小农经济在中国已发挥到极致。

  全世界范围内小农的单位面积产出是高于大农场的,比如日本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就高于美国,这跟日本小农经济有直接关系。小农经济在以日本与中国为代表的东亚长盛不衰,是历史理性的选择:人口密度大土地少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经济形式。

  在现代社会,小农经济常常背有“恶名”,一般观点认为它阻碍了工业化进程,但是一直没有人在理论上把背后的原因说清楚。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不少人也认为小农经济落后,主张以社会化大生产的学派否定小农经济,其理论基础仍然缺乏现实依据。

  小农经济有自身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小农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产单位,它要预测未来的市场,制定生产计划,这个过程要考虑所有影响生产的外在因素——特别是气候,然后规划劳动力投入,审时度势把握良好的市场出售时机。而在小农家庭消费上,它还要灵活把握丰收、欠丰等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消费支出。这种经济学上的多任务问题,需要极丰富的人力资本积累。

  中国的小农经济催生了大量掌握着各种经验的小农,虽然他们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却拥有各种社会技能和经验。小农较高的人力资本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受了多少年教育”“读了多少年书”,而是跟经验相关。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所以涌现出大量农民企业家,正是和传统的小农经济有直接关系——小农经济培养了众多有经济头脑、有管理才能、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这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更是不可复制的。

  小农经济另一个优势就是“无剥夺的积累”,这是南非学者吉莉安?哈特在《去全球化》一书的观点。吉莉安?哈特发现,在中国,由于农民拥有土地,他们对工资的要求往往较低,导致中国工业化的成本比较低。工业化没有让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城市贫民,因此中国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这当然和政府的整治有关,但小农经济对农民的保护也可能是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东亚各国实际上都没有太多的贫民窟。

  目前中国不能抛弃小农经济也有现实原因。大规模的农业经营或者农业商业化,我们都做不到,因为中国的国情是人多地少,跟欧美动辄几百英亩的大农场相比有天壤之别。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农业在中国是极其昂贵的行业,包括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如此。说它昂贵,是因为农业——主要是粮食种植,是不可能有丰厚的商业利润的。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情况有一定普遍性,西方很多大农场也主要依赖财政补贴。

  需要指出的是,指望通过农业发家致富很难,世界上还没有先例,而在中国更不可能。把农业看得过于特殊,违背现代经济规律。

  • 本文刊于《北京日报》理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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