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管理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距离有多远
随着管理工作在新技术、新经济过程中的不断演变发展,管理科学研究与实践脱节的问题愈来愈成为影响中国乃至全球管理学发展的难题。管理实践者在相互交流的时候总觉得难以总结规律,管理研究者在现实商战里又往往一筹莫展。
我们知道,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而应用学科的主要特征就是可以实践并产生正向效果。理论研究者为追求总结出能实践的科学研究,必须找出有价值的问题,尤其是能够指导实践的问题,因此研究与实践,总是实践先行;而科学性研究则是后续应该遵循的原则,让实践不断总结并演绎出规律。
作为管理学兼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学者,我认为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要与实践紧密结合,需要学者深入观察中国企业、基于“中国经验”,提出更多“以实践为先导”的“中国式管理命题”,而不是大量从文献中转手即来的“美国式或者西方管理命题”。2004年,我们出版了名为《领先之道》一书,其内容即是总结中国企业发展成功规律,并准备坚持用3个10年把这个研究做完。文献中已经被验证的管理理论,可以指导非常多发展过程中的企业;随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加大,会发现中国特别优秀的企业,基本上在不断打破传统理论而且诞生了一些新的规律,于是我们持续跟踪并一直试图理解它们的变化以及为什么能不断进步;使用科学方法将原始经验上升为理论,如此得到的理论既可以复制,又可以指导企业的实践。
实践和研究:顺序是重点
我们试图通过3个10年来看5家优秀企业的发展成功规律,这个实践和研究的过程形成了两者弥合的结论,即一是实践先行,二是科学研究。“实践先行”作为第一个阶段,指在实践中找出有价值的问题,尤其是能够指导实践的“那个”问题;然后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开展具有科学性、普适性的规律或者规则等研究。两个阶段的顺序确保了研究和实践之间避免冲突。
要知道,科学与技术的冲突不是认识论的冲突,而是本原论的冲突。管理研究的本原一定是优秀企业的实践,管理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就要回归到这个本原,而回归到这个本原就是实践先行。当我们近距离、认真地观察优秀企业,才有办法找出真正的问题——当前管理研究的局限性就是大部分管理研究者没有认真深入观察优秀企业,那就很难把有价值的问题找出来。如果找到了真正有价值的问题,再将答案变成符合科学的范式,按照这样的研究顺序,所得到的理论一定可以指导实践。
另外,如果确实想把管理研究作为终生的职业,就更应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去近距离观察优秀企业。真正贡献了有价值管理思想的理论家都是切实认真地观察过一个企业或几个企业,或者做过深度咨询,要么就是在这个企业持续工作了很长时间。
在实践先行的前提下,研究的问题要来自实践。但是,第二步研究仍然要强调科学性:因为没有科学性就不可移植和复制。原始经验很难复制,因此必须把研究加上去,必须遵循科学的逻辑。总的来说,研究的这两步对于弥合学术研究与实践的差距都非常关键。当然,学术研究的问题可以来自文献,但要做实践相关的研究,其问题就一定要来自实践。这就是应用于实践的逻辑,在没有认真观察企业的情况下,硬找文献或者理论去套这个企业是不行的。
研究与实践脱节的必然因素
学术和实践是两条并行的体系,管理学术研究偏向于科学研究与实证研究,而管理实践偏向于追求技术性知识;这两类体系之间天然存在差异。类似问题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存在,为什么管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冲突特别明显呢?这是因为实践属性对于管理学科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管理学是一门应用学科,而应用学科的主要特征就是要能用。反过来说,如果管理学不是一个应用学科,那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争论了。以下4类差异,决定了研究与实践脱节的必然。
目标不一样。学术研究的目标是从现象中抽象概念、提炼规律,它不太关注怎样去解决现实的问题。但是从实践的角度而言,只追求希望的结果,而不管用什么办法。
研究重点不一样。学术研究重在理论创新,因此文献梳理非常重要,而实践重在现实有效性。比如战略管理问题,学术研究重在企业战略形成的规律;但对实践而言,重在制定的战略是否最终能达到效果,并太关心战略制定背后的机理是什么。
表达方式不一样。学术研究有其独特的范式,这套范式让学者们能一起交流,而不受国界、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而实践话语不须让所有人都听得懂,它只须让实务工作者听得懂就行。
检验标准不一样。学术界目前的检验标准是公认的期刊、奖项和高级别的科研项目等,但实践的检验标准就是成效。
研究者为何无法持续实践?
虽然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并非难以解决,但实践却恰恰就成了学术界最大的困难,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
研究学者自身太不自信,这是首要的原因。先不说研究者的结论能不能帮助到企业家,事实上,仅仅是已有的知识就可以帮助到企业家。因此学者要先有自信,学者已有的知识体系可以帮助企业实务者归纳总结各类问题。
无法将研究与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真正的结合是指完整地将研究深入到与企业共同成长的全过程中去。要付出的最大代价往往是时间成本,因为要持续跟踪,所以要求学者付出相当多的时间。而时间成本的投入,如果真去计算,没有人知道结果。
来自学术圈的不认可。关于这个问题,研究者队伍应当对新知识新体系负有包容,学者提出一个新的观点,至少要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不能全凭能不能发表,或者能不能发表在顶级期刊来判定。这个压力其实是我们学者自己造成的,跟实践本身是否成功并没有关系。
一些比较有影响力企业家的舆论导向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种混乱,他们经常说管理学术研究没用。这些比较有影响力企业家的实践先有了效果,他们认为,很多成功不是来自理论体系,而是他们自身的创新。这对研究者自身研究的根本起因产生了冲击。
然而,克服学术研究与理论脱节并不像想象的那么难,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对理论的需求比以往更强、更迫切。由于管理学知识越来越普及,所以更迫切需要研究者挑战现状,提出有意义的建议。
研究的生命力是实践
不管是实践相关性研究还是纯学术性研究,对研究方法和科学性的把握是最基础的要求。无论哪种研究,我们至少要先知道什么是可研究的问题,然后在可研究的问题当中去形成研究方法、研究数据和研究结构,同时还要训练对于这个问题核心价值的把握能力。
研究的核心就是怎么让复杂变简洁,透过现象看本质,让实践者可以更有效寻找到问题,并且寻找到好的建议。所以说,不到实践中去就是臆想问题和闭门造车,有生命力的研究唯有不断实践,不断更迭。
管理研究的误区
以为研究是专注在一个阶段时间之内。研究者往往将自己的成果完成作为一个课题的终结。而其实一般研究周期的定义,形成了时间和研究领域双重封闭的思维方式,研究本身就成为了支离破碎的研究。如果我们无法随着结论出现和反复论证的持续跟踪,那么研究者在初期的设定里就已经没有前瞻性和论证到底的科学依据了。
以为研究是以期刊发表为成功标准的。很多国内学者对研究者除了在顶级期刊发表文章之外的成功是漠视的。这也是为什么学术界和实务界往往无法对话,学术研究是学术研究、企业是企业。目前在中国好的企业越来越多,了解企业的机会也越来越丰富,年轻学者对研究工具的掌握水平也很高,如果加上对知识体系的深度理解,研究可以更有效、更有意义。
以为研究就是“严谨的实证”和“精致的学术”。以学术论学术的研究,过于看重学术严谨性,而没有考虑到研究结论是否真的对企业有用。任何研究方法都是可以的,只要是被公认的方法,甚至通过未被公认的方法能研究出好的结论来也是可以的,研究者应该在充分掌握知识的基础上,不断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形成更符合需求的研究方向。
实践的演绎法是研究
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同一个市场竞争,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研究,只要紧跟企业实际发展的脉络,研究的进展也会同步。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企业的成长或者消亡,就会想到要试着寻找这些领先的组织它内在发展的力量是什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实践的推理演绎使得我们的研究方向自然会朝着这个方向,而这恰恰也是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以一推百”解决的问题。当然,实践领域的丰富环境还带来了更多与发展和消亡规律有关的各类有趣问题。
回顾30多年来对中国式领先模型的研究,从积累模型和数据,到研究分解个案和行业,再到得出模型,从而不断论证模型,我们将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深入中国企业,提出了“基于中国经验”的“以实践为先导”的命题,而不是大量从文献中转手即来的“美国式管理命题”或“西方管理命题”,创造了中国管理学术界服务于实践的“研究之道”。
这种研究之道的实践方法论如下:
第一阶段,选定一个或几个企业来跟踪,然后做更多样本、更多案例组合,找出数据依据及规律逻辑,不断做对比寻找差异。
第二阶段,寻找逻辑和论证研究的过程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要急于得出一个理论,而是应当把目标研究对象及其规律了解得更深入清晰,只有如此循环迭代,才能寻找到企业的痛点,并给出科学而有价值的建议。
第三阶段,基于理论敏感性的科学总结。当有了理论敏感性、有了强大的逻辑归纳能力之后,就能够很快看到实践的本质与意义,就能判断每个阶段企业主要的、共性上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以及怎样解决。
当我们花费精力去近距离观察企业,真的解决了企业的问题,提出的结论被更多人接受,只有这个时候研究才是有生命力、有价值贡献的。我们联想到德鲁克的理论,没有明确所谓变量及其关系,但对于管理实践确实有启发,而且也确实能指导企业的实践。因此我们强调,研究并不是指穷尽所有变量,更重要的是找出核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尽可能去归纳、提炼那些优秀企业是怎样解决这些核心问题的,同时进行实践和论证,并将有规律的解决方案提升为更有科学依据的研究成果。
陈春花|文
李剑|编辑
- 陈春花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院长、金光管理学讲席教授。本文有删节,
- 来源|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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