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等到这一天：林毅夫大战张维迎的几大精彩回合
11月9日，万众瞩目的学者“论战”——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终于正式上演。两位学者就产业政策、企业精神、比较优势等论题层层剖析，一一阐释，针锋相对，和而不同，电光石火的观点碰撞让场内外观众过足了“思想瘾”。两位学者今天都争了些什么？谁的阐述更令你信服？交锋的过程中又诞生了哪些精辟的观点？小编带你第一时间围观林毅夫PK张维迎的几大精彩回合。
第一回合：产业政策是不是必须的？
林毅夫：据研究，基本上成功国家经济体当中没有不使用“产业政策”来支持新产业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搞成功的国家、地区非常少，当中最显著的是13个经济体。有研究表明，这13个经济体有5个特征，一是开放经济，二是宏观环境稳定，三是高储蓄、高投资，四是有效的市场，五是积极有为的政府。在这13个经济体当中，政府都用产业政策来支持一些新的产业发展，所以这也是成功经济体的共同特色。
张维迎：他讲的这个命题也许是真的，但由此衍生出没有产业政策就不可能成功是个伪命题。我们知道所有长寿的人都得过病，由此能说得病就是长寿的原因吗？
第二回合：如何看待那些失败的产业政策？
张维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凤毛麟角，这一点连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认。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林毅夫：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我们就不要产业政策了。因为这样做其实相当于把婴儿跟婴儿洗澡水一起倒掉。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才可以成功。
不能把婴儿跟婴儿洗澡水一起倒掉。1林毅夫：不能把婴儿跟婴儿洗澡水一起倒掉。
第三回合：产业需不需要政府的引导？
林毅夫：一个新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是不完善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基本上无能为力。想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成功，还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解决这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协调或供给的问题，这就需要一个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张维迎：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意味着将社会资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选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豪赌！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代价巨大。如果每个人有90%的可能性犯错误，10个人分别决策的话，同时犯错误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个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个人成功了社会就有了这个产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个决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是一种豪赌。1张维迎：产业政策是集中化决策，是一种豪赌。
第四回合：产业政策是否需要政府投资？
张维迎：如果政府要实现某个产业政策，就应该让赞成该产业政策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家产拿出来投入，或者做抵押物。既然你认为这个投资是好的，那就给你个赚大钱的机会吧！拿纳税人的钱搞投资，总会有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
林毅夫：如果政府要提出产业政策，政府就该参加投资，这跟张维迎教授平常的论调可不一样。你之前说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可你现在又叫政府同时当裁判员和运动员，怎么前后有这么大的不一致？
第五回合：是政府引导市场，还是市场引导政府？
张维迎：凡是政府能看到的，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早就看清楚了，凡是自由市场的企业家没有看清楚的，政府更看不清楚。
林毅夫：每个国家都有特殊的要素和资源，这些要素和资源，企业家能发现，政府也要把它在扩张时遇到的瓶颈解决掉，政府帮它进一步做大做强，提高条件。如果张维迎抛开书本，到各个地方走走看，所谓“一县一贫”、“一乡一贫”，所谓各地的产业集群，企业家是重要的，但是政府在帮助这些产业集群过程的因势利导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第六回合：政府官员有没有企业精神？
张维迎：政府官员并不具有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凡是协调失灵严重的市场，一定是企业家精神受到了体制和政策的抑制。
林毅夫：张维迎教授似乎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但拥有企业精神的人可以是企业家，可以是学者，也可以是政府官员。张维迎教授觉得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精神，其他人都没有企业精神，要是我们没有企业精神，也不会到北大来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要是我们没有企业家精神，大概不会推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升为国家发展研究院，这些其实都是企业家精神。
第七回合：谈比较优势有没有意义？
张维迎：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距很大，谈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人口密集的地方劳动力不够，这就显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离开了企业家谈比较优势没有意义。
林毅夫：我讲的政府按照比较优势来因势利导，是帮助企业解决软硬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迅速地把比较优势是这一潜在的状况变成实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我不知道这样讲逻辑矛盾在什么地方，我愿意受教，但是你必须针对我论述来讲，而不是根据你的想象。
彩蛋：林毅夫如何评价张维迎？
我们两个人是30多年的老朋友，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研究、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各自把看法毫无保留地提出来。我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做到不同而和，因为我们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对于学术又是非常认真的学者。只有这种针锋相对的讨论，大家的学术才能进步。
-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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