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复旦数学天才到华尔街金融大鳄 “大卖空”背后的复旦数学天才
2016年10月14日14:30 智库商学院 阅读量：
美国电影《大空头》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了鲜活的刻画，影片根据迈克尔•刘易斯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华尔街金融危机时四个性格怪异的男人抓住机会，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不仅从全球经济衰退中捞取了利润，同时还试图阻止全球经济的衰退的故事。而影片中的华人数学天才原型，正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徐幼于，一名华尔街真正的金融大鳄。现在，就让跟随本文的脚步，共同看看这位数学天才的成长史……
影片《大空头》（The Big Short）自上映以来，不仅风靡一时，横扫14个国际奖项， 也引发了许多人对金融市场的思考。而影片中的华人数学天才原型，正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徐幼于，他在华尔街积累了丰富的从业经验。
1978年，徐幼于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的二等奖，由此免试进入了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在那次全国数学竞赛以后，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召集了他和另外一些在竞赛中获奖的人到复旦学习数学，组成了盛传的“史上最牛班”。李源潮，李骏等非常有能力的精英都在这个班。
1991年徐幼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后，1993年进入华尔街。
在影片《大空头》中，原本英文很好的徐幼于， 被刻画成了一个不会说英文的数学天才。而这一桥段还有些渊源。影片《大空头》是根据Michael Lewis的同名畅销书改编。2009年，Michael Lewis写这本书时，找到了德银新闻部，想找些雇员谈论一下金融危机的事情。华尔街的银行对于记者一般都十分警惕，经过左右权衡，德银最后只允许Michael Lewis采访两个人，Greg Lippmann（影片中Jared Vennett的原型）和徐幼于。可那时，徐幼于正在中国度假，Michael Lewis并没有采访到他本人。一年之后，《大空头》这本书面世，徐幼于在这本美国作者的书中被想象成了一个不会讲英文的角色：“有这么个人，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会讲英文，只知道算。他算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会有假。如果谁有问题，只要交给Eugene Xu（徐幼于）就能找到答案。” 对此，徐幼于很不满意，还找到Michael Lewis理论，Michael Lewis也振振有词：“我很想当面跟您聊，但当时您不在美国，后来再去找您，我又被德银拒绝，要说把您写成这样，错不在我，要怪也得怪德银新闻部不给我机会考证。”而德银新闻部的人也劝徐幼于说：“不用跟他争执，他把你写得像一个天才一样。”后来，《大空头》出版第二版时，Michael Lewis在书的后记里特别写了“其实徐幼于是会讲英文的”。
当然，华人在美国人眼中“数学好，英文不好”的桥段虽然有趣，但徐幼于更惹人关注的地方在于他准确地判断出了次贷危机，使他所在的德意志银行结构产品交易部据此做的交易获得了巨大成就，德意志银行在次贷危机中的表现也优于世界其它众多银行。
影片中为了戏剧性，许多真实的细节被改编得与事实不完全相符，但多少还是能从徐幼于的亲身经历中找到原型。2008年的次贷危机主要源于市场上现金过多，金融机构把钱借给那些没有能力偿还的人，然后将这些金融抵押款证券做成金融衍生品，打包分割出售给投资者和其他金融机构。
2005年8月，在几乎所有人都沉醉在市场一片大好的景象中，所有金融机构都在做次贷的情况下，徐幼于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如果房价不再疯长，那么次级贷款所打包的债券就会有很大的价格风险，建议大家不要购买。作为独家观点，当时并没有什么人相信，徐幼于谈到：“我们这样做在当时是砸人饭碗的一件事情。第一，有人真心地认为你是在瞎说；第二，他们认为你这样瞎说影响他的业务，他也不开心。不过从银行高管来说，有人做多有人做空他也无所谓，我们在这个银行里还能生存。当然是有很多同事看不惯我们的做法。”不过，当时与徐幼于同交易台的Greg Lippmann对动向却十分敏感，他看了这篇文章中的分析，十分相信，当时就说：“我要开始做空。”（做空就意味着买CDS（信用违约掉期）产品）
谈到当时如何能洞察出价格错位，徐幼于也分享了自己的心得。“我当时是在研究部，主管次贷研究，我对产品本身比较熟悉，特别是对产品的源头， 次贷产品， 一直到怎样打包、怎样做成债券、卖给谁、为什么人家要买，这些都比较熟悉。”“同时，我也做了大量的数据挖掘，通过看很多数据、切割，花大量的时间去做。”“其次，还要有不能先入为主的观念。”
同样讲述次贷危机的还有一本书，叫做《The Greatest Train Ever》（史上最好的培训）。它与《大空头》描述了不同的人群，书中都互相部提到对方，但两本书唯一的交集，就是德银的银行家们，也就是徐幼于。《The Greatest Train Ever》的作者John Paulson很早也预测到得房市要垮掉，但他找不到出口，找不到工具来表达他这样的观点。他尝试过去做空头房屋抵押贷款公司，虽然有所收益，但做起来很累。当时徐幼于所在的德银交易台得知此事之后，就向他介绍德银次贷的CDS（信用违约掉期），告诉他次贷打包是怎么回事，CDS如何运作。因为形式非常理想，John Paulson于是放弃做空股票，取而代之，做空债券，也在08年的次贷危机中赚了大钱。
2010年，徐幼于成立了自己的基金。因为之前做的数据分析一直令人信服，新的基金得到了大量的投资。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领域，徐幼于表示：“风险需要控制，让不该有的风险降到最低，但还是应该鼓励有一定的风险，不然整个社会一潭死水，也就没有经济发展了。必须要有一些人，总比别人冒更大的风险。”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出了金融圈子，很少人知道徐幼于这个名字。直到《大卖空》（The Big Short）这部电影在全球上映，徐幼于这个名字才在华人圈中传开。
财经记者麦克·路易斯（Michael Lewis）写的《大卖空》是非虚构报告文学，2010年出版后，曾连续28个星期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2015年底，由这本书改编的电影《大卖空》在全球上映。由亚当·麦凯（Adam McKay）导演，它在金融圈内外获得广泛关注，并获颁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五个奖项提名，最后获得第88届奥斯卡最佳剧本改编奖。
4月中旬，美国的华光文化协会、新泽西书友会和罗格斯大学东亚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一场关于报告文学和电影《大卖空》的讲座。讲座跨电影、小说和金融三个行业，华光文化协会会长吴康妮请来了《大卖空》角色原型、金融专家徐幼于为大家讲解这部电影和报告文学。
提前3年预见次贷危机
2008年次贷危机后，为了了解次贷危机发生的前因后果，美国国会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调查结果写成《金融危机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无法回避德银在次贷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其中提到德银的结构产品，以及做空“合成型债权抵押证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的全球交易主管李普曼(Greg Lippmann)。
时间回到2005年，美国金融市场依旧沉浸在多头交易的模式中。李普曼看空次贷以及衍生的“合成型债权抵押证券”（CDO）。他把其中一些CDO产品称为“垃圾”，并预言这些证券将一文不值。李普曼对美国金融市场的这种趋势性的判断，比2008年出现的次贷危机整整早了3年。李普曼不是超人，但是他有一个超人的金融分析团队，这个团队中，有一个顶尖的金融分析师Eugene Xu（徐幼于的英文名字），他用数据分析成功预言次贷危机，被称为李普曼的“中国定量分析师”（Chinese Quant）。
李普曼从分析师同事徐幼于那里得到一组关键数据：当美国一个地方的房价升高13%时，次级贷款违约率升高7%；在另一些地区，房屋价格升高7%时，次级贷款违约率升高28%。在李普曼眼里，徐幼于提供的每一个硬数据（hard data）都无懈可击，是一个负责的天才数据分析员。有了这位数学天才撑腰，李普曼果断地开始了从买多转到卖空。在危机到来之前，为德意志银行建立了总计50亿美元的房市空头——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卖空”的起源。
2005年，徐幼于做了一个彻底影响美国股市发展的研究。他通过“量化模型”发现“合成型债权抵押证券”（CDO）存在巨大违约风险。他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房市与次贷之间的关系。徐幼于说，“我的研究结果是，如果房市停止上涨，或者只增长非常小量的话，所有次贷就会大规模的违约，违约的后果，就是把次贷所做的债券，至少是底下的那部分毁掉。” 他的研究预测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成为“预测金融危机第一人”。
美国房市靠次贷撑上去，是被银行用大规模的无理的贷款撑上去的。既然次贷要垮，房市就一定要垮。徐幼于在金融界较早看到了美国房地产的大趋势。他说，“很多人在金融危机前就觉得房市要垮。这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事实上，我没有说房市要垮。我只是说，如果房市的增长放缓就会出事。很多人本来认为房子要跌，看到这个报告，更加坚定原来的想法。”
徐幼于这个报告第一次用数据分析揭示房市和次贷的关系。报告首先发表在给客户读的研究刊物上，引起了重视。2005年底，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巴伦周刊》（Barron's）采访了徐幼于。用一篇大文章报道这个趋势，其中主要引用了徐幼于的观点和结论。
专访登出后，徐幼于的观点得到了更多业界人士关注，一些人打电话给徐幼于，说观点非常好；另一些投行的分析人员， 不愿意看到次贷危机一旦发生，可能饭碗被砸的前景，跟他辩论。徐幼于感到宽慰的是，他所在的银行，特别是他所在交易台的同伴，坚信他的分析，觉得应该卖空，也做了很多卖空。
一个真实的华尔街
《大卖空》电影里的蒋泰德（Ted Jiang）角色原型正是徐幼于。电影里有一出戏：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 ）的杰瑞（Jerry）到处拉人买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 CDS）产品，卖空次贷债券。客户问杰瑞，“这个金融产品是怎么做出来的？”他回答说，“是我的金融分析师分析出来的。”电影镜头一转，有个中国人坐在那里，杰瑞说，“就是他研究出来的，但他不讲英文。” 这时，蒋泰德转过头来，对着镜头说，“我其实说英文，他这么说是为了突出我的中国背景。听起来才更加正宗一点。”
这个镜头，从《大卖空》这本书里的一句话衍生出来。徐幼于的报告，也从《大卖空》书里的这一句话开场。这句话的英文是：Can someone who does not speak English lie? 意思是“不说英语的人会说谎吗？” 这个人不会讲英文，就是他说次贷要垮。意思是，因为他连英文也不会讲，所以他不可能说谎。这句话在玩一个语言游戏：不会说英文→不会讲话→所以，不会撒谎。
华尔街一直对中国人有个刻板印象，说中国人不说英文。麦克·路易斯觉得这句话很有趣，就写到书里去。别人看了，哈哈一笑；徐幼于看了，却很不满意。 不过，他看到这句话，是书出版以后。同事拿着清样给他，并且把有关内容勾出来，“这是写你的部分，你看了别生气啊！”
电影中的高斯林手下的中国少年（左）和原型Eugene Xu（右）
你不知道的华尔街
麦克·路易斯写书前，找过徐幼于，而且找了两次。第一次，徐幼于回国，未能采访；第二次，德银新闻办公室负责人阻挠，又未能采访。麦克·路易斯凭着道听途说，写下徐幼于的故事。那句贬低中国人的话就这么出笼了。
徐幼于读了原著，马上给麦克·路易斯写了几封电子邮件。麦克·路易斯回应说，“你不要怪我啊，要怪你去怪新闻办公室的人。”虽然推脱责任，不过，在第二版里，麦克·路易斯还是做了修改，并在后记里郑重说明：徐幼于不是不会英语。这段笑话，在电影里经过导演处理，由蒋泰德的口直接说出来，成了一段插曲。
对《大卖空》的评价，徐幼于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华尔街电影中比较好的一部。以往描写华尔街的电影，大多把华尔街金融业者写成阴险、贪婪之辈，生活花天酒地。其实，华尔街投资员，工作压力很大，并非像那些电影说的，放浪形骸。从《大卖空》这部电影，观众看到华尔街积极的一面。华尔街金融业者，在辛勤工作，在真正做事。《大卖空》把华尔街写得更加贴近现实和真实。
为了拍得比较专业，内容不穿帮，导演亚当·麦凯找了华尔街业内人士。徐幼于说，次贷，金融衍生工具， 枯燥的金融原理，很多美国人搞不清楚，导演深入浅出，让一些明星用诙谐的方式解释这些重要概念，在电影里把关键概念都说清楚了。电影从头到尾不沉闷，让人愿意把它看完。
《大卖空》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改编奖，说明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当然，这部电影也有过分戏剧化之处。导演的政治理念也影响了这部电影。亚当·麦凯是个反对金融业的人士。徐幼于说，“我非常惊讶，他竟然还拍出这样一部比较客观的东西。不过，他的反对金融业理念还是显示出来了。”
和电影比较，原作比较详细，内容也更加详实，作者麦克·路易斯做金融出身。24岁进入华尔街顶级投行所罗门兄弟公司，是一名成功的债券交易员。他知道投行很多内幕，所以写得比较真实。徐幼于说，《大卖空》这本书值得一读。书里所有的人名都是真的，用的是真名。电影除了公司名字和迈克尔·巴里，基本上都是虚构的姓名。电影浓缩了主要内容，是给大众看的，很多情节不能在两个小时表现出来，所以电影没有那么多细节。
从复旦大学到华尔街投行
徐幼于的故事，被写进了《大卖空》报告文学并拍成电影，源于他触动了次贷危机下的“大卖空”。电影上映后，他的故事，渐渐浮出水面。徐幼于发现次贷危机，不是凭空而来。徐幼于进入华尔街投行，预测次贷危机，有赖他的数学理论和运用深厚的功底。
徐幼于是恢复高考后的78级大学生。1978年，他正在读高中，参加那一年的全国数学竞赛，得到二等奖。当时，徐幼于第一志愿是北大物理系。“读中学时，我的姐夫给了我一套大物理学家费英曼的物理教科书，我特别喜欢力学。上海的物理竞赛我也得过奖。我母亲反对我去北大，说北京人不吃米饭。搞港口管理的舅舅是交大毕业生，他对我说，物理很枯燥，你应该去学工程。工程真正有用，到哪里都有饭吃。”
徐幼于最后却进了复旦大学数学系。他读数学，跟教育家苏步青分不开。1964年，时任复旦大学数学系主任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在复旦开办数训班，把上海数学竞赛得奖者都录取到复旦大学。这届数训班，培养了一批国家级的数学研究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苏步青要重建数训班，恢复1964年数训班招收数学人才模式。那年，教育部规定，凡是全国数学竞赛得奖者，都可以免试录取。苏步青招收数学竞赛优胜者，办数训班的想法，得到了教育部、上海市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他到上海每个中学做工作，把数学竞赛优胜者拉到复旦数训班来。
正在为选大学犹豫不决时，复旦大学派人来他就读的中学，对校长说：苏校长这么重视，而且得到上海和中央的支持，徐幼于一定要去复旦念数学。“由于复旦做了很多工作，加上我母亲反对我去北京，我也知道我不是做工程的料，于是决定去复旦。”回忆走上数学学习、研究和应用之路，徐幼于至今感怀复旦大学把他带上数学之路。
复旦大学的数学专业确实非常强大，徐幼于遇到了非常有实力的谷超豪、胡和生教授，作为导师，两位教授对徐幼于的学术和人生影响极大。数训班强化训练，人才济济。1977年、1978年复旦大学数学班，有许多同学是各个省高考状元，网上称之为“史上最牛班”。和非常聪明的学生在一起，思想碰撞出火花。“回过头去想，去复旦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徐幼于说。
大学毕业后，徐幼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他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博士，1992年获数学博士学位，到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美国数学博士很多，找工作不好找，大学教授教职有限。教授待遇，也没法跟华尔街比。当时，有一个关系很近的同学，鼓励徐幼于加入华尔街投资银行。“我不像陈景润，张益堂，不是静得下心来的人。我觉得华尔街非常激动人心，自己做出一个模型，立竿见影。于是，放弃留在学术界的想法，进了金融业。”徐幼于先后供职于摩根斯坦利，摩根大通银行，2000年至2010年在德意志银行任职。2010年离开德意志银行，和友人创办LibreMax Capital投资公司。
华尔街是块吸铁石，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最聪明的人才。他们大多选择不张扬，不高调。用各自的才能，默默地在美国金融业耕耘。徐幼于原来做纯数学理论研究，也做些应用研究，因此对应用数学并不陌生。虽然华尔街金融行业不涉及艰深的数学理论。然而，数学的素养对于做金融行业量化分析很有帮助。徐幼于说，数学培养人的逻辑直觉，某一个项目，觉得这样做可以做通，做下去，就做通了。具有数学抽象思维能力是从事金融行业的重要素质。 危机离我们不远
《大卖空》这部电影2015年底上演，无论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都具有深意。这部电影回顾2008年的次贷危机，除了让人们通过电影了解次贷危机是什么，也警醒美国民众：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已经悄悄来到我们身边。
回顾美国次贷危机，徐幼于说，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2003年到2008年，美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大量地贷款，阿猫阿狗都能借到钱，就像电影里说的，借给了一只狗。当然，这有点夸张，美国借款，至少要有社会安全号。但那时确实是什么人都能贷款，加上美联署大幅度降息，等于印钱，大把大把印钱。中国、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贸易顺差，手上有大量的美元，没有地方去。
这些资金到处找机会、找出口。找到了一个出口，就把贷款借给信用不好的人，他们愿意出高一点的利息买房，造成次贷危机。危机前，系统风险到了完全失控的地步。危机过后，为了降低系统风险，美国政府做了一系列规定，加上其他监管和市场的种种限制，银行很难大量借出房贷，又一下子把美国的房贷信用市场给减掉了。徐幼于说，这些做法固然使得银行不再像次贷危机前那样冒险，但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其实，还没有找到最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有太多的钱在市场上，太多的钱要找出路。
徐幼于虽然离开中国20多年，但是他每年夏天都回中国，时刻关注中国金融政策变化和经济发展的走向。他思维的焦点从来没有离开中国。从美国次贷危机，他也看到中国经济存在的风险。货币超发，钱印出来以后，很难流进实体经济，都留在了银行，留在金融系统。2009年4万亿，大多流入大型国企；大型国企有了钱，就投到房地产，结果房地产一枝独秀。政府已经认识到经济刺激的严重后果，2014年~2015年，希望通过股市将流动性导入实体经济，不料股市疯涨之后迅速崩溃。因而，股市这条路基本被堵死，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的经济刺激。
货币超发不能根本解决经济问题。徐幼于以日本、美国为例，警醒大印钞的负面作用。日本上世纪90年代房市垮掉以后，一直在实行超低利率。1995年把利息降到0.5%，这是闻所未闻的低利息，等于是大批印钱。当时日本经济问题很严重，为了给经济打强心针，用低利率刺激经济，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好转。日本大规模注入流动性20多年，至今未获预想的效果。美联储从2002年、2003年开始一直降息，造成房价猛涨，爆发了流动性的问题和次贷危机，因此产生了《大卖空》的故事。徐幼于说，“经济刺激通过什么办法注入经济系统中，特别是实体经济，使得经济系统这个有机的机制调动起来，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
- 本文作者：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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