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从“末业”到“主业”和从“末流”入“主流”

　　《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商在古代是末流，而在历史长河的推动下，如今成了主流，“商”历史地位的变化值得思考。为什么历史对于经济学而言很重要？通过考证历史，能够得到许多新的观点与视野，带着新的视野来看当下，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李伯重教授从“商”的定义入手，观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业和商人。“商，度也。”自古就是和计算相关的，之后又涉及到了商议、商讨。朝鲜高度崇尚儒家，大都读史记，但货殖列传却被删掉了，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经典不应包括做生意。那么商人是什么呢？古代中国把商人分为“行商”与“坐贾”。行商就是在外地卖，一般为大商人；坐贾是在本地卖，可以是小买卖，行商是古代商人的主力。总体而言，大部分时间内，商人是普通人，司马迁称他们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

　　“咬文嚼字”后，李教授谈及了传统商业社会的发展。《货殖列传》中提到，一个社会中必须有四种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里分别对应着农业、采集业、工业和商业，因而商业在传统社会里是必须存在的行业。有个词叫本末倒置，末业是工商业，本业是农业，重农抑商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商鞅变法后，秦国强盛统一中国，而重农抑商是其变法中的重要部分，禁止农民经商，对商人收税，大幅度提高消费品的税率，实行国家管制等，这里重农是目的，抑商是手段。当然，这一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着，明代时政策已逐渐放宽，张居正改革的时候越来越反对，到了清朝，认为做生意应该让老百姓做，国家不应管制。

　　中国的商业形态可以分为几个时期。首先是农村集市贸易，它在唐朝后期才出现，这种市场上的交换，主要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它巩固了自给自足。城市市场贸易比农村集市贸易早的多，从周朝就开始了，比如《木兰诗》中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但集市的数量很少，唐朝的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城墙八十里，人口近百万，但其中也只有两个市场。跨省的区域市场在宋朝才出现，到了清朝中国出现了八大区域市场，区域市场之间在清朝出现了紧密的联系，继而出现了全国市场。

　　历史中真正有利可图的大宗商品不多，在汉代就只有两种——盐和铁器，当时最富有的人都是从事这两项买卖，比如卓文君的父亲，由于利润丰厚，汉朝经过讨论决定将这两项划为国有。到了唐朝，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茶叶，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现可以提神，后来又因为喝茶需用煮沸的水，从而大大地减少了当时的肠道疾病，所以逐渐成为大商品。最早的丝绸之路从文化上来说是很重要的，但从经济上却未必，其地势险恶且强盗众多，所以行商成本极大，只能买卖价值高而重量轻的东西。汉唐主要卖丝织品，进口玉石、珠宝和香料。到了宋朝，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快速发展，可以把笨重、单位价值低的物品运出或者运入，出口丝织品瓷器、铜钱、铁器。

　　中国在宋元时期确实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变化很大。马可波罗认为当时的泉州与亚历山大并为世界最大海港，有外商数万。明清时代变化更大，大航海时代到来，当时主要的贸易伙伴以日本和葡萄牙最为重要。清朝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又新增了英美法和俄罗斯，其中以英国最为重要。在广州，国际贸易中和英国的贸易量占80%以上，中国对英国商品的需求不大，英国的白银越来越少，所以后来就以鸦片为硬通货.。正如冈德·弗兰克所言“1800年以前，中国在世界上具有异乎寻常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

　　中国古代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之前被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职业不自由，子承父业。春秋后期至战国，自由商人经营规模更大，其著名代表春秋末有子贡和范蠡，孔子周游列国也多靠子贡资助。《论语·子罕》篇：“孔子罕言利”，商人的本性就是求利，如果不受制约的话，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但商人的价值观与地位也在逐渐改变，明代王阳明的“格物致良知”说，提出“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是他企图打破传统的“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观之举，抬高了商人地位的经济伦理，为商人所乐于接受，同时期提出的“贾为厚利，儒为名高”意味着“商”已置于“农、工”之上而与“士”并列。

　　李伯重教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课时，学生们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作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中国的商业地位毋庸置疑，其历史中也包含着对当下的指引。在商言商，李伯重教授此次来到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亦是为同学们带来新的商业思考，以史为鉴，用新视角去看待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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