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制度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经济“衣橱中的秘密”：原来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贫富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2014年，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上限为2.9万美元，而收入最高的家庭组年均收入下限为23万美元，后者是前者的7.93倍。换一个角度说，占美国总人口比例仅为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占总人口高达90%的普通家庭所拥有的财富相当。

　　为什么美国的贫富分化如此悬殊？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贫富分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什么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在速度上和程度上都远高于绝大多数国家？这是因为，美国贫富差距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

　　在经济制度方面，过度强调放松管制和嫌贫爱富的税收制度是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始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业享有充分的雇佣与解雇、裁员与缩编自由，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也带来了工会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大大削弱等连锁反应。受此影响，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有时甚至出现停滞或下降，而管理层的年薪却大幅上涨。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首席执行官）的年均报酬，1970年约为普通工人年均工资的40倍，1987年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达1077倍，此后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达793倍。联邦税率的累进性质明显减退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制度因素。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后的美国政府，大都把对高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当作调节收入分配的有力手段。然而，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税率变化的趋势发生了逆转，最富有阶层享受到来自工资、股票期权、利息和资本所得等方面的更大幅度减税。此后，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联邦税率总体呈上升趋势，而最富有的5%人口的联邦税率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明显下降，其中最有钱的0.01%人口的联邦税率1990年比1960年下降了一多半。

　　在政治制度方面，美国政治实质上是一种富人利己政治，即富人利用其资本优势来裹挟政府，为本阶层谋取利益。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家阶层，屡屡通过让政府放松对金融领域的管制来谋求自身利益。美国的政客还倾向于在短时期内极力讨好选民，而罔顾社会的整体长期福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美国政府一度向金融监管部门施压，要求增加对最底层民众的购房融资补贴，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能够通过举债购买住房。但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所说：债务是“资本主义的肮脏的秘密”。美国低收入人群的主要资产是房产，而且杠杆率较高，富人更多持有的是金融资产。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低收入人群的资产因房价下跌而大幅缩水，富人则大多受益于政府的救市计划，继续享受金融资产带来的收益。而且，美国的政治制度过于强调制衡，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改革决策很难顺利通过。税收和再分配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但在美国政治制度下，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公问题让国会内不同派别更加对立，很难在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

　　在社会制度方面，教育体制是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贫富差距既是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又是其结果。一方面，美国的基础教育严重依赖地方性税收，富人多的地方交税多，教育投入就多，整体教育资源就更好，而穷人多的地方则因为税收较少而缺乏教育投入，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又加剧了贫富分化。美国的顶尖高校大多为私立学校，学费较高，而且更看重校友、社会资源等非个人能力因素，这就把大多数贫穷家庭的孩子阻隔在外。不平等的教育制度是造成美国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原因。

　　如果不能消除造成贫富分化的制度根源，那么，21世纪美国的贫富差距将会愈来愈大，并对其政治和经济生态带来深刻的不利影响，逐步动摇美国的国力基础。

• 作者何帆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海上丝路研究院执行院长
•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1月15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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