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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理师说】董银果:新冠疫情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及对策建议

2020年03月03日14:28     智库商学院     阅读量:

  2020新年伊始,当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签署的喜讯还未来得及庆贺,始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传染性肺炎在全国迅速蔓延,世界卫生组织于1月28日将其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随机,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加拿大等130多个国家为防控疫情出台了相关入境管制措施,包括口岸、航班、签证服务等。新冠肺炎突发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以下主要针对外贸方面进行探讨。

  01:中国外贸现状不容乐观

  伴随着入世后中国外贸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根据国研网数据,201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5751.26亿美元,是2003年的5.37倍。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货物贸易中的占比已由2003年5.54%上升到2018年的11.80%。然而,中国外贸也面临着国内劳动力红利消失、成本优势不再,新的外贸发力点未现,以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双边主义挑战多边主义,国际贸易组织面临重大改革等一系列挑战。持续2年的中美贸易战虽签订了第一阶段协议,未来的谈判将更为艰巨,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

  02: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中国进出口贸易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货物出口贸易。货物出口受到物流、装运、检验检疫、报关等诸多环节的考验。由于疫情的影响,人员流动受阻,复工延迟,即使返工后也面临隔离与防护物资短缺以及原材料库存的影响;另外,由于交通物流受制,货物即使完成也不能及时发货、装运和检验。部分出口企业也可能面临着国外进口材料不能到位的影响。若货物不能按时交货,出口商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较高违约风险和高昂的违约索赔。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货物进口贸易。作为全球的“加工厂”,受疫情影响,国内生产延迟降低了对进口材料和中间品的需求,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如铜自1月中旬以来已下跌11%,石油价格也出现下跌。另外,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2020年中国自美采购的进口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分别不少于125亿美元、185亿美元和128亿美元。目前复工复产的延后降低了对美国工业机械、电气设备、能源产品的进口需求。双方为防治疫情采取的限制人员流动,禁止航空往来和停办签证等措施导致中国从美国购买的旅游服务减少。如果往返中美的货运航空和船运受到影响,将会进一步阻碍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与服务,直接导致中美第一阶段协议列明的采购计划推延。

  再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地位。作为全球第二大FDI目的国,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若供业链的某一环节受阻,将导致整个下游工厂停摆。新冠肺炎已严重影响了汽车制造、医药与电子行业。菲亚特克莱斯勒一家塞尔维亚工厂,日产汽车福冈工厂,韩国现代、起亚和雷诺旗下子公司RSM先后停产。在医药制造行业,抗生素、胰岛素、止痛药和HIV药物等都需要来自中国的关键药物成分。印度作为最大的仿制药出口国,其药物生产原材料的70%来自中国,印度最大制药商之一Cipla库存在2月底将陆续告急。作为苹果最大的代加工厂,富士康复工延期,屏幕生产供应商群创光电和iPad供应商仁宝电子暂时关闭。如疫情持续时间长,客户把采购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将会加速外贸订单流失,严重冲击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此外,疫情还导致“一带一路”沿线的基建项目供应链暂时断裂。当然,长期来看,疫情冲击也可能会增强国内制造业以价值链能力提升为目标的产业重组活动。为降低和分散疫情等突发事件带来的贸易风险,中国制造业价值链全球化布局速度必然加快,从成本优势转向全面竞争优势。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也可能诱发针对中国的新型贸易壁垒。良好的国家形象使商品更容易得到进口国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对出口贸易起到促进作用。疫情发生以来,尽管各国官方和民间组织提供了大量援助,但也有部分新闻媒体进行负面报道,例如德国《明镜》周刊和美国《时代》杂志,这极可能让“中国威胁论”抬头,进而导致中国国家形象受损。国外企业以及消费者会担忧来自中国进口商品的安全问题,势必会强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或要求中国企业的出口货物具备无“新型冠状病毒”的证明书,或要求中国检验检疫机构对出口服装、橡胶、纸箱等产品出具“新型冠状病毒”消毒证书。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可能引起国际恐慌,如果世界各国开始广泛对中国出口商品设限,将有可能成为中国商品面临的一道新的贸易壁垒。

  03:对策建议

  无容置疑,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本已艰难的外贸造成了新的直接冲击,为避免更大的损失,在保证疫情得以全方位控制的前提下,尽快组织企业复工复产,将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

  首先,外贸企业应加强与客户沟通和员工培训。外贸企业要稳住国外重要客户与供应商,与客户和供应商就各国贸易政策、出入境环境以及货运变化进行提前沟通,明确复工时间、生产能力和当地的物流情况。另外,在延迟复工期间,通过线上培训形式加强病毒防护与复工后生产防护教育、重新制定生产计划以及人员招聘计划并筹备防护物资等。同时,对于具备复工条件且已开工的企业而言,针对返岗员工,进行安全排查,同时配备防护物资,尽最大努力做好员工安全防护,在保障后勤工作前提下,可采取轮值班制度、居家办公等方式,并根据疫情变化,进行及时调整。

  其次,国家对外贸企业在资金方面、政策引导给予必要的扶持。资金短缺是疫情之后几乎所有企业面临的问题。因此,国家可采用适当降低利率、允许企业延迟缴纳社保基金、降低中国小企业的贷款难度、给予税收方面的减免以及加速出口退税资金的发放,甚至提高退税基点等举措。同时,国家政府积极鼓励引导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努力打造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础的产业互联网系统,多方位推动国内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最后,国家层面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如加强医疗方面的国际合作。对于疫情带来的相关合约问题,以积极的态度和透明的信息获得国际谅解,如政府可以积极与美方进行沟通协调,对可能造成的一阶段协议的延期完成进行协商。在具体实施层面,基于受疫情冲击的现实需要,加快落实医疗用品、农产品与食品等相关协议内容的执行。同时,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积极推动双方人员之间的技术合作与交流,开展旅游服务贸易等。

  董银果博士,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


  来源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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