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发院黄益平：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比今年更高

　　11月21日，由《中国经营报》主办、北大国发院联合主办的“2017（第十五届）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在北京举行。

　　对于2018年及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判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智库论坛环节上表示，分析师对于明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大致都差不多，在6.5到6.8之间，基本平稳。黄益平预测，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今年还会更高一些。

　　但黄益平也表示，除了看宏观，还要看结构。全球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靠中国的房地产和全球的大宗商品投资，是很难长期持续的。

　　那是什么推动了我们从去年年终以来的经济平稳呢？基本上就是三个领域的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制造业里面大宗商品占一大块，也就是中央说的新旧动能转换。黄益平表示，新旧经济的博弈没有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旧的经济不能及时平稳的退出，新的经济在不断的形成，但还不够庞大。

　　那么，中国经济L形的台阶有没有走完呢？黄益平表示很难判断。明年或后年到底会不会下行，黄益平认为，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或者中高速增长，需要新经济动能来支持，但是从今天来看新经济动能还不够强大。

　　在资本跨径流动监管方面，中国下一阶段会采取什么措施？黄益平说道，下一步资本项目的开放肯定要往前走，但关键是构建框架，即在微观层面尽量实现可兑换。在宏观层面，要有监管。具体的做法很多，遵循的理念是：进一步开放的同时，要防范金融风险。所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十分必要。

　　以下为文字实录：

　　苏培科：谢谢主办方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在座的各位重量级的嘉宾，我们大家可能以往在电视上或者在不同的媒体上，都看过在座各位的身姿，而且每一位都是德高望重，我非常尊敬的几位经济学家。

　　今天由于时间有限，所以我简单开个头，下面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探讨，对中国经济，包括未来中国经济，以及我们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正如今天的话题一样，全球经济下的中国，在这样一个视角下，中国面临两个方面，一个是十九大之后新的政治格局，还有我们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中国的身姿也倾到入了全球经济。我们怎么看全球经济？2020年非常关键的时间点，未来几年的中国经济，包括对经济不光是说怎么看，同时是否乐观，乐观的依据？还有不利的因素在哪里？我想请几位嘉宾做个简单的探讨，然后我们再进入下一个环节，每个嘉宾2分钟，我们来探讨一下你是否对中国经济乐观，乐观的因素在哪里？不利的因素在哪里？

　　黄益平：我的看法差不多，我觉得明年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大致还不错，如果看预测，明年的增长速度比今年还会更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看这个经济形势，除了看宏观，尤其是看总的经济GDP增长的数据，还要看一个结构的问题，从结构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老故事的翻版。全球为什么经济好了，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加上全世界的大宗商品，大宗商品市场的复苏，占了全世界新增部分的70%，反过来说，你经济增长能不能持续，靠中国的房地产和全球的大宗商品投资，是很难长期持续的，这一点我们都明白。

　　最后就是看新的增长动能在哪？中国的问题也一样，今天你要问我们分析师明年的增长速度是多少，大致都差不多，6.5到6.8之间，基本上是一个平稳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推动了我们从去年年终以来的经济平稳，基本上就是三个领域的投资，房地产、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制造业里面大宗商品占一大块，也就是我们中央说的新旧动能转换，我过去说的新旧经济的博弈没有完成，没有完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旧的经济不能及时平稳的退出，新的经济在不断的形成，但还不够庞大。我简单的判断，明年经济形势宏观来看还可以，结构性和挑战远远没有解决。

　　苏培科：中国经济L形的台阶有没有走完？

　　黄益平：我觉得很难判断到底有没有走完，但是如果你同意我刚才说的，新旧转换还没有完成的话，我觉得下行压力还是有的。但是明年或者后年到底还会不会下行，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靠新经济还是旧经济，我的判断是，中国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或者中高速增长，需要新经济动能来支持，但是从今天来看还不足够强大。

　　苏培科：谢谢高院长！我们下面请黄老师，我们看到黄老师是这一届货币政策的委员，我们今天有好几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黄老师这是一届的，请问黄老师关于未来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

　　黄益平：这个问题非常好回答，我们现在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未来会怎么走看数据。

　　苏培科：一旦换人之后，会不会有新的调整？

　　黄益平：第一央行换谁不知道，第二换谁会有什么样的新政策，这个问我，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明年他上来的时候，估计我也该下去了。

　　苏培科：第二个问题，关于资本跨径流动监管这块，中国在下一阶段究竟采取什么措施？

　　黄益平：我觉得对于资本项目管制或者开放这件事情，我们可能需要用一些新的理念，就是在过去早期，尤其是在96年我们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以后，其实我们有一个大致的框架，说以后要逐步实现资本向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大致的做法其实是向欧美这样一个比较开放的体系迈进。从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理念发生了一些改变，第一个方面，你可以看到，IMF在全球危机以后的立场其实发生了一些转变，他提出来如果是为了支持国内金融稳定，采取一些局部性、临时性的跨进资本的管理是可以的，我们采取一些宏观审慎稳健的措施，来适当的遏制或者干预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最近学界提出来的，我们过去在国际金融里面有一个叫（英语）三元悖对论，最近学者提出，很多发展中国家可能就是一个两元悖论的问题，可能适度对自由跨径资本流动适当的遏制也是有必要的。我们猜测我们下一步资本项目的开放，肯定还是要往前走的，关键是我们最终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尽量实现可兑换，但是在宏观层面，要有监管框架，这些具体的做法，比如说外债的负债率，或者是准备金，具体的做法很多，但是理念就是，第一还是要进一步的开放，因为开放才能更好的配制你的资金，更好的达到融资的效率。但同时，要防范金融风险，所以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十分必要。

• 来源|中国经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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