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刘学教授：目前东北的土壤长不出高效的市场经济

　　近日，毛振华与亚布力的纷争引发热议，一直以来被诟病的东北营商环境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相比于舆论连绵不绝的口水战，理性认识东北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建议，才是更需要被关注的问题。

　　如何优化东北的商业环境？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何解？就这些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学教授接受网易研究局专访。

　　记者：为什么民营资本不愿意去东北，如何看待投资不过山海关？

　　刘学：投资者追求的目标是利润。他是否愿意到一个地方做投资，首先就要预测能否满足他的利润目标。因市场、技术因素不确定性所增加的投资风险，是他们愿意承担的，但他们不愿意承担的是，因为政府行为的不可预期带来的投资风险。东北的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环境使得企业家难以在做决策的时候，对未来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一些企业家在东北投资受挫的负面案例，也使企业家对投资东北的未来形成悲观的预期，使得投资不过山海关成为比较普遍现象。

　　记者：东北的营商环境怎么样，毛振华所说的对民营企业不公的现象存在吗？

　　刘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东北的历史和文化有关。

　　回顾一下，东北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00年以前，大概可以称之为游猎时代。东北的自然资源非常丰裕，因而缺少精细化管理的需求。同时，资源基本都是野生的，游猎时代的规则基本上是先到先得或者强者先得，这使得在某些东北人的意识深处，强权往往高于产权；强者的逻辑便是规则，这导致东北的产权及产权保护意识不够，公平交易规则的意识不够。另外，资源未被猎取之前为公共资源，你得到的多，别人得到的就少，因而组织内部相互拆台现象比较多。商业合作过程中，不是关注自己应该得到多少，而是关注别人得到的是否比自己多。

　　第二阶段是1900年以后到中国实施计划经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东北工业基础是非常雄厚的，东北的GDP也高于全国很多地区的水平，熟练工人也非常多。但不管是在日本占领时期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企业上的决策很少是东北人做的决策，而是多由外部的人做的决策。所以东北人拥有在资源保证条件下的强大的执行能力，但是缺少在动态的、不确定条件下的经营决策能力。因此东北真正稀缺的资源是企业家精神，缺少的是对市场经济规则的尊重。

　　这种历史背景造就了东北文化的典型特征，进而体现在管理和市场环境两个层面。

　　在管理层面上，一个组织面临的问题可以分为三类：结构性问题、非结构性问题，以及居于二者之间的半结构性问题。结构性问题是指，应该事前制定明确的、协调一致的政策（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原则或要达成的核心目标）、规则（管理者在解决问题时何种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的规定）、步骤与程序（解决问题时的顺序，即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规定），通过程序化的方法加以解决，从而提高问题解决的效果和结果的可预期性。

　　但在东北，非常普遍的现象是：结构性问题，非程序化处理。即，同样的事情，出现在这个企业，这么处理；发生在另一个企业，那么处理；花钱了、托人了，这么处理，没花钱没托人，那么处理。有关人员通过差异化对待，谋求个人私利，增进个人权威，营造个人化的忠诚关系和信任关系。

　　客观上说，结构性问题，非程序化处理，不仅仅是东北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部分。但在东北尤其显著。这种文化环境，对外只能吸引投机者，而非投资者。东北人在引进投资方面，确实是吃过投机者的亏。对内只能孕育钻营者，而非企业家。

　　在市场环境层面，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是产权及产权保护、自由公平交易、对公平交易规则的信守（商业信用）、风险的承担与风险回报、企业家精神等。这些要素在东北是非常弱的。企业家精神之所以难以发育，根本在于东北的制度环境、文化环境。所以，目前东北的土壤，很难长出高效的市场经济。

　　在这样的商业环境中，回过头来看，过去振兴东北的方式：国家提出振兴战略、然后加大投资、扩大产能，进而导致规模竞争和价格战、促销战、渠道战，最后大部分企业破产或陷入亏损的局面，振兴策略无果而终，然后再振兴、再投资，变得无影无踪，形成一个怪圈。简单地说，就是“振兴—投资—无果而终—再振兴—再投资—再无影无踪”，这种方式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东北的经济问题在现有的行政架构和地域空间范围内是不能有效解决的。

　　记者：如何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

　　刘学：振兴东北，需要重构振兴东北的目标。评价东北是否振兴不能单纯依靠GDP来作为评价标准，而应该是让东北人更高效地参与国家振兴历程，公平地分享国家振兴的成果，这应该成为东北振兴的基本目标。此外，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必须超出地域的范围。不是在地区空间内实现资源优化，而是在全国范围内优化资源。以这种思路振兴东北，既不会损害其他地区的人的利益，同时又能够扩大东北人的利益。

　　振兴东北最基本的思路是开放，进一步扩大东北对国际的开放，扩大东北对其他地区的开放。开放是双向的，引不进来，就走出去。现在社会各界都对东北人的外流感到忧心忡忡，但从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角度看，这是好事。一些人在东北的商业环境下，没有获得更高的产出，不如到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作用的地区；而留下来的人能规模化生产初级工农业产品，通过规模获得比较优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同时也能增强对外来投资者的吸引力；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甚至可以鼓励部分东北人移民，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地区。

　　国家的转移支付政策、投资政策都需要相应地做出协调的变化。国家每年给东北三省的转移支付高达数千亿元，投资甚至过万亿。但投到这些地区所发挥的效用目前来看是非常低的，如果将投资和转移支付放到产出更高、效率更高的区域，然后让这些区域去吸引东北的移民，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样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都能享受到转移支付带来最大效用和价值。

　　真正适合东北发展的是以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初级农产品的生产和以资源为基础的初级工业品的生产。这是最适合东北人干的事情，也是东北最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现在由于东北人口众多，其在规模和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如果一部分东北人能够合理地转移出去，一方面更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腾出来的土地空间就可以以规模化的方式进行生产，从而显著提升劳动生产率。

　　以自然禀赋为基础的旅游服务业、以教育资源为基础的高端服务业，也有很大的空间。当然，东北的需要长期投资的重工业，依然是需要加以利用的。

　　东北成功的终端消费品制造业大致两类，一类如一汽大众、华晨宝马，这些经营不错的企业的一个共性是：关键的经营决策不完全是东北人做出来的；第二类是技术和需求非常稳定的产业，如医药等，东北人也能够跟得上。但消费者需求变化速度、技术进步速度非常快，对商业模式创新能力要求非常高，因而对经营决策能力要求非常高的产业，东北人管理的企业，成功者实在凤毛麟角。在这一领域，东北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国内外的投资者，核心决策可以考虑交给外部的经营管理者，不一定要牢牢拽在自己手里。通过这样的过程，外地的文化、市场经济的文化和东北的文化相互交融，从而逐渐让市场经济的产权意识和公平交易等基本规则在东北扎根。在此过程中，政府职能也应当相应地变化，更好地简政放权，把治安、基础设施保障做得更好，让市场的归市场。这样做，东北经济才可能会从相对封闭、相对隔离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我们可以感受到东北人依靠自然资源禀赋竞争，而忽略需求变化的局限性。但是好的苗头已经有了，比如据我自己观察，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东北地区的企业家到北大光华或者到别的地方学习，他们对于自身的问题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并积极改变。未来发展的关键就是如何进一步打破东北地区的隔离和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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