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汪丁丁：“锁死”的路径

　　路径依赖性，阿瑟的论述，诺思的论述，以及多年前我的论述，可概括为这样一项平凡的陈述：人的行为依赖于他们过去的全部行为。注意，是“依赖”而不是“由此被决定”也不是“完全不依赖”。

　　阿瑟早年研究人口学问题，1970年代至1980年代他发表的论文主要是人口学的。不过，他自幼最喜欢数学和工程学，在爱尔兰的少年时代，他偶然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他不过17岁——“年轻得有些荒唐”。后来，可能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我认为很可能是北美唯一最优秀的理论学院）时期，集注于收益递增现象的研究。直到1990年代主持桑塔菲研究所的“复杂性”课题组，自此以后，他主要研究经济生活中的收益递增现象。

　　技术，阿瑟指出，不是科学的副产品，而是或许恰好相反，科学是技术的副产品。古希腊人很早就懂得这一原理，亚里士多德说过，理论家的工作在于冥想，他们的模型是恒星系统，具有“永恒”这一基本性质。技艺是实践者的工作，是一种关于偶然性的艺术，探求永恒原理的哲学家，不愿为也。两千年之后，技术仍是卑贱的实践者的工作（例如米开朗基罗的工作），却引发了近代科学。

　　阿瑟继续考证，技术总是由一些基本的功能模块组合而成的。最初的石器，打磨为两类，锋利的和有孔的，与手柄组合而成复合工具，例如“飞去来器”，例如“耜”与“耒”，例如“眼镜”。凡技术发明者，首重适用性和便利性，发明专利所谓“实用新型”。这两大性质要求使用新技术的人群的以往行为与新技术相合。如果你从微软视窗系统转入苹果系统，你有很多这样的体会，多年之后，你试着适应微软系统，又有很多这样的体会。我们的身体（包括脑内的神经元网络）可以记住我们的行为，并因记忆而有了行为的积累效应——贝克尔称为“人力资本”。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求学时，我听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告诉我，观察人们早餐时吃的是哪一国的食物，可准确判断这些人来自哪一族群。她说，早餐习惯是最难以改变的，因为胃口或口味是“永恒的”。

　　诺思有几篇论文阐述制度的收益递增效应。他指出，规模越大的政府总是追求更大规模，权力越大的人倾向于追求更大权力，成功的制度有复制自身的冲动，直到社会被锁死于早已僵化但曾经成功的制度陷阱之内。他并且找到了不少消亡的人类社会，成为“锁死”效应的例证。诺思的警告格外触动我们这些中国学者，因为历史太悠久而且太难以割舍，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传统，但我们必须改造传统，否则中国就可能消亡。

　　于是，技术的本质，与制度的本质类似，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从而常将人类“锁入”既有的技术路径或制度路径。锁入，于是可能锁死。当社会被制度路径锁死时，社会消亡。当企业被技术路径锁死时，企业淘汰。现在，读者可以翻阅阿瑟的这部作品了。（来源：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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